贾康：2017年可适当提高赤字率 房地产税不能定全局

　　在房地产税列上立法日程前，上海和重庆在2011年率先进行房产税试点。两地试点为我们提供了相当宝贵的本土经验。过去我们只能看国际经验，如今房地产税在立法过程中要同时参考国家经验和本土经验，做理性的讨论。在各种不同利益诉求中，寻求最大公约数。同时，也要争取尽快走完立法过程，形成先建立起制度框架的改革。

　　举例来说，这些年大城市中重庆的房价相对较稳。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，今年10月重庆房价环比仅上涨0.6%，同比上涨5.1%，而一线城市和杭州、南京、武汉、合肥和厦门楼市都非常热。重庆可以保持相对平稳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：首先，它的土地制度(地票、土地收储)、通盘规划和住房制度相互配套。重庆的保障房占到整个住房供给的35%至40%，稳住了低端人口。再比如重庆的投融资制度，大刀阔斧以投融资制度支持基础设施、房地产建设、产业集群。其次，别人没有它敢为天下先的房地产税制度。且重庆的制度做得比上海还靠前，就是它触动了存量。虽然所针对的存量部分是最高端的独立别墅，但市场预期会跟着一起走，所起到的调节作用和预期引导作用，是值得注重与肯定的。

　　另外，当下新政解决的是“冰火两重天”中“火”的这边，而“冰”的那边如何去库存仍还没有很好解决。此轮去库存是有一些进展，三四线城市已降约四个点以上，后续需跟上配套的杠杆才行。如果没有政策杠杆，很难设想三四线城市如何去掉大量的存量房。当下主要潜在目标人群是农民工，想让农民工进城拿到住房，但没有政策杠杆，农民工支付能力不足以购买商品房。因此，一定要将此处的政策杠杆设计出来。

　　按配套改革要求攻坚克难

　　中国证券报：社会公共资源配置优化需要与税收机制现实调节作用不一致，是导致个税难推的原因吗?在深化税制改革中，最核心问题是什么?

　　贾康：税收作用是在筹集政府收入的同时调节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，不能反过来因为配置方面调节不好，所以责备税收不行。税收只是资源配置中的一个经济杠杆，不可能万能地解决问题，但应让它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。个税是直接税，直接税按中央的要求，要逐渐提高它的比重。在个税上，要优化整个制度设计，应降低中低端税负，增加高端税负。增加高端税负的最主要机制，就是要把工薪收入之外的其他收入与它一起归堆，接受超额累积税率调节。同时再给出一些专项扣除，比如家庭赡养系数、住房按揭贷款月供里的利息支出等，都可以从个税中扣除，这是国际经验，也是合理的。

　　在深化税制改革中，核心问题就是怎样真正按照配套改革要求攻坚克难。现在，任何一个税制设计都有牵一发动全身的特点，要纳入配套改革，且要真的啃硬骨头。今年全面实施营改增，后面就是整个税制体系和财税配套改革，以及财税服务全面改革如何推进的问题。

　　按照审批财税配套改革方案确定的时间表，现在的实际进度已明显滞后。六大税制改革中，除营业税改增值税外，还有资源税、消费税、房地产税、环境税和个人所得税。除资源税改革和环境税方面如何推进已有明确信息外，其余三项改革任务当下还未看到具体的推进安排。在预算改革方面有进展，但还需税制改革和政府体系、中央地方事权等方面的改革相配合。

　　配套改革面临的考验就在面前，应合理掌握配套改革动态过程。应有一个大的思路，按照事权合理化为起点，使各级政府依法取得合理的事权，然后推进到配置合理的财权。财权中最关键的是税基，打造地方税体系，随后是各级预算要现代化，预算后还有各级的产权和举债权。各级政府要有自己的国有资产管理专门机构，人格化地管理掌握产权和相关收益怎么纳入预算程序。举债权调整后，中央可以发债，地方也可以发债。总体来说，改革中的困难相当明显，如何攻坚克难，整体推动，这其中牵扯到方方面面的特定利益关系，已到改革深水区，一定要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，最后达到的应是各级政府，包括边远地方，也能进入财权与事权相顺应、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境界。

　　供给侧须做结构化定制方案

　　中国证券报：对今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情况如何评价?未来在推进中应注意哪些问题?

　　贾康：目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在进行中，大家还在琢磨要领。“三去一降一补”大致形成了切入点概念。制度供给上，各个地方要根据各地特点审时度势，掌握重点。政策供给上，分级政府要有分级财政政策，要用好自己政策空间的可塑性。投融资供给上，政策性投融资对应的有PPP机制创新。特定的任务在设计方面要有独到之处等。

　　另外，在掌握“三去一降一补”上，要明确它是逐个定制化的。针对特定部门、行业、区域和具体企业集团做具体设计。这明显不同于需求管理简单的总量反周期调控。供给侧要做结构化定制方案，且要找到能让这种定制化目标实现的好的机制，具有挑战性。

　　需要明确，针对供给侧五大要素，必须调整人口政策、实行土地制度改革，深化金融改革解除金融抑制，以及在企业方面要降负松绑。在减税之外的各种负担如何减轻比减税更具有挑战性，包括综合的隐性负担也要真正降下来。还有教育改革和科技改革等，离不开行政、财政、国企、价格、投资、收入分配等多方面的配套改革。